摘要
在后学院科学的背景下，公众的参与被卷入到知识的生产之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公众所能做的又非常有限。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是公众遇到的专业壁垒以及科学的普及问题，另一方面是科学本身的形象以及后学院科学本身的特点。
正文
2015年2月底，柴静制作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在网络播出，几天之内在网络上就雾霾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地讨论，褒贬不一。类似的，同年3月26日晚，崔永元与复旦大学卢大儒教授的争论也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媒体、公众群体对于科学的日渐广泛，同时也反映出科学技术对于公众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与直接。
这些讨论规模或大或小，但是大部分地讨论都被认为是不成功的对话。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公众参与科学的一个困境，即兴趣有余而能力不足，资料有余而判断不足。
问题的提出
后学院科学
20中叶以后，科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大科学”的出现，其次是科学与经济日益紧密的结合，再次是公众的参与（单巍，朱葆伟，2013）。为了描述科学的这一种变化，齐曼首先提出了“后学院科学”这样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虽然一直没有明确公认的定义，但是在学术界被广泛使用。为了方便问题的讨论，本文采取吉本斯等人提出的知识生产的“模式2”作为讨论的大前提，即研究问题由学术兴趣主导转向了社会问题与利益主导，从共同体自治转向了开放与社会问责，由学科语境转向了动态的跨学科语境，组织构成由同质性转向了异质性，知识的质量控制也由同行评议转向了更加综合的多维度的评议体系，等等（盛晓明，2014）。
在传统的学院科学的研究方式中，研究规范由默顿总结为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性、创新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而在后学院科学中，这些规范都难以严格地维系。
公众参与
正如上文所述，知识生产的“模式2”与原本学院科学的“模式1”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引入了国家、社会等共同体以外的因素，而本文所讨论的公众也是众多引入的因素之一。固然公众对于科学的参与不表现在科学的内容上，更多的公众的参与间接地表现在对结果的评议和方向的主导上。为了便于问题的讨论，这里也对本文中“公众”所具体指称的对象进行进一步描述。本文的公众指独立于科学共同体之外且没有能力直接制定科学政策（有别于政府等）的以纳税人身份对科学进行投入（有别于企业等）的可能受到科技成果影响的群体。不难发现在上述定义下，前文所提到了柴静、崔永元等独立媒体人也包含在公众之中。
在这样的定义下，公众对科学的参与包括公众内部的讨论，如柴静通过《穹顶之下》所做的内容传播、崔永元方舟子之争，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直接的对话，如研究所的科普、崔永元卢大儒之争，公众与政府、企业等以引导科学研究的群体的沟通，如公众对于政策制定的间接参与、柴静制作《穹顶之下》时对于有关部门的走访等。
上述几种方式各有特点，但是从当下引起热议的几个事件来看，更大的部分被社会各方面认为是不成功的对话（王大鹏，钟琦，王鹤鹏，2015）。这种参与的低效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的影响，就是本文所讨论的困境。
公众的困境
对于以上的困境，公众自身以及科学本身的性质对此都有一定的贡献。以下将分别讨论两者在这个问题中各自的困境。
专业的壁垒
如上文所述，追溯科学发展模式的历史，在经典的学院科学时期，科学的参与者只有科学家本身，而当时学科的体制类似于中世纪的行会体制。科学共同体存在高度的专业化，有很高的准入门槛。当时的人们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包括掌握所需要的窍门、技术、方法，同时具备从事特定的操作、实验和计算方面的能力才能够从事职业化的研究。这些训练也给了他们一种不同于非专业人士的视角、参照系统。当时的科学只是行内专家自己的游戏，文章只写给同行看，而不在乎外部社会公众的关注与认同。
尽管在当今只是的生产方式有了变化，但是科学的专业化没有变，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规范的交流方式也没有变。这种传统沿袭到当今，就在公众与科学共同体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壁垒。在19世纪以来，学科的发展同时呈现出扩展和收缩两种趋势，而后者体现在学科分化的加速上，分工的细化导致除了少数同行以外，大部分人弄不懂科学家在做什么。即便是科学共同体内部，不同学科也存在很高的壁垒。而对于公众，在公众对于科学的参与上，即便公共资源允许公众直接接触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即公众有途径获取期刊的文献，但是由于缺乏专业的训练，公众也无法理解这些交流的内容。
科学的传播
正如上文所述，囿于专业壁垒的存在，即便公共资源允许，即公众可以直接获取公开的文献，公众也无法直接通过这些内容了解当代的科学。何况在当下的后学院科学背景下，学院科学原有的公有性也不再是绝对的公有性，而演变为有条件的公有性（苏湛，2005）。由于政府、企业对于科学的投资的增大，科学开始商业化运作，因而科学和技术的成果不可能无条件地公开。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工作者仍能够依赖于所在的机构，获得这些有条件公开的资料，而对于公众而言，获取这些资源本身就变得更加困难，更何况接受专业训练理解这些资源所包含的信息。
在这种背景下，公众在结束教育后，获取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转向媒体。根据统计，在2004年我国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的渠道主要是电视和报纸（曾国屏，李红林，2007）。在当下，互联网所占的比重可能会替代原本电视和报纸的地位。但是纵观这些渠道，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的主要来源还是传播界。传统的科学传播所基于的模型是20世纪50年代左右产生的“缺失模型”，即“无知识”的公众在知识方面的“缺失”需要科学家去填充。而这个模型本身就隐含了“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以及公众是等待科学知识灌输的“空瓶子”这样一种假设（王大鹏，钟琦，南鹤鹏，2015）。
基于这一种模型并以媒体为介质的传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模型本身的问题，模型本身包含了科学即真理的隐意，然而这与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并不相容。值得一提的是，缺失模型发展与20世纪50年代，而库恩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改变科学的形象实在60年代。另一个问题在于，科学传播所主要依赖的媒体，其本身也大部分地处在科学共同体以外，本身也不曾经过专业的训练，因而在传递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因此在公众参与科学的种种困境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科学自学院科学继承而来的专业性以及科学共同体向公众传播模式的问题。
科学的困境
除了公众一方面临的困境，科学本身，无论是学院科学还是后学院科学的种种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一种困境，这里从学院科学旧有的特点以及后学院科学新增的特点两部分论述。
学院科学旧有的困境
古斯塔夫·勒庞提出，一个群体的行为具有极端化，情绪化和非理性的特点。公众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以外的群体，科学知识的确定性能够让公众更加放心地加以信赖（刘玉涛，卫莉，2014），但是，无论是哪种知识生产的模式，科学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如果说在历史主义产生之前，科学还努力地在于真理、客观等词划上等号，那么在历史主义产生之后，科学的形象就受到了颠覆性的改变。
针对同一个问题，在这种不确定性下，公众可能接收到截然不同的解答。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首先公众由于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无法对两种解答进行分析，其次群体本身又具有非理性的特点，由此就会使公众对于科学的参与受到更大的困难。
后学院科学新增的困境
正如上文所说，在后学院科学的知识生产模式下，默顿总结的五条学院科学的规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利益集团的引入对知识生产模式的改变也使公众对于科学的参与陷入更大的困境。
公众作为一个极端化、情绪化、非理性化的并且会受到科学技术成果影响的群体，理应是对于科学技术成果反应最敏感的一个方面。如果从控制论的角度看，公众可以作为知识生产这一个系统中一个大增益的负反馈环节。尽管对于系统最终的稳定性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但是在稳定之前会引起强烈的振荡。虽然很难论证这样的振荡对于知识生产本身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振荡必然是科学投入所依赖的政府、企业所不愿意看到的。从功利论的角度出发，科学的投入者就会采取措施抑制这种现象，例如采取保密、有目的性地引导舆论等方式。虽然从功利论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科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但是这样的做法对于公众的参与无疑是负面的。
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在本文所讨论的后学院科学下的公众参与的困境中，就公众而言，一方面是科学专业化导致的壁垒，另一方面是科学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就科学共同体而言，科学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而政府、企业等科研经费投入方利益的引入，公众的参与就会收到更大的阻碍。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最根本的方式仍然是通过教育，提高整体公众的思维能力（而非知识量），使公众能够理性地看待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普及科学的不确定性这一特性，也许在多年后科学的不确定性就会变得像地球绕太阳公转一样普及，而新的科学哲学问题将会出现。
参考文献
- 刘玉涛, 卫莉. 浅议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与公众的信任[J]. 新西部旬刊, 2014(4).
- 单巍, 朱葆伟. 后学院科学中的信任问题[J]. 科学学研究, 2013, 31(10):1465-1471.
- 盛晓明. 后学院科学及其规范性问题[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4(4):1-6.
- 苏湛. 让科学回归真实–对两种科学模型的一些思考[J]. 科学学研究, 2005, 23(3):304-309.
- 王大鹏, 钟琦, 南鹤鹏. 科学传播:从科普到公众参与科学——由崔永元、卢大儒转基因辩论引发的思考[J]. 新闻记者, 2015(6):8-15.
- 曾国屏, 李红林. 生活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J]. 科普研究, 2007, 2(5):5-13.